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找到了落脚点，保存了有生力量，推动了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在党的建设上实现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转折，开始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此同时，它还在整体上全面塑造了党的光辉形象，为中国党和中国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经受住了生死考验的中国党和红军，以全新的形象，承载着人民的嘱托，奔向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战。他们在武力围剿党和红军的同时，利用其掌握的工具，极力诋毁中国党。由于对领导的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党的主张和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无法被国外和国内的大多数民众了解，因此的宣传几乎得逞。我们党的形象被严重甚至妖魔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党在民众中形象的改变是和红军长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红军长征的规模之大，之远，时间之长，环境之艰苦，战斗之激烈，牺牲之巨大，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语言为主题的作文。长征打破了长期对根据地的封锁，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后称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4路大军流动作战，长驱6.5万余里，足迹遍及中国14省。他们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党和红军的本色和主张。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政党，高举抗日旗帜的爱国者，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思想高度集中统一、团结、作风顽强的崭新形象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凯歌。长征及创造这一传奇的中国党和红军备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尽管官方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朱毛匪部西窜”“红军已被击溃”之类的消息，但红军不仅没被消灭，反而胜利完成长征落脚西北。越是封锁党和红军，人们就越是想了解党和红军。因此长征期间和长征结束后，国内外报刊书籍对红军长征有许多报道。其中有中央、红军的总结和宣传，有来自国内媒体记者的报道，特别是与红军有直接接触的外国人写的纪实性文章和书籍，对客观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对党和红军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在长征结束后，十分重视对长征的总结和宣传。首先对长征作出全面总结的是。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中，首次对长征作了全面的总结，阐发了长征的意义。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上述对长征的经典论述，发表在1936年1月3日出版的《斗争》第80期上，对统一全党对长征的认识，传播长征精神意义重大。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通过宣传长征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1936年8月，、杨尚昆借美国记者来访，需要提供长征亲历的史实之机，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收入《长征记》，以为红军作募捐宣传，扩大红军的国际影响。随后，中央还发电报给各部队，要求动员和组织师团干部写亲历的长征片断，强调“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并要求9月5日前交稿。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很快写出稿件300余篇。1942年八路军部宣传部精选其中的100余篇编印了《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出版。这部来自刚刚结束长征的亲历者的回忆，让读者感受到最真实的长征画面。

　　在党人的长征宣传中，陈云是第一个向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长征的。由于陈云不仅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而且是重要决策者之一。因此他写的长征真实深刻，可信度高，影响很大。红军过泸定桥北上进入四川天全时，陈云受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及与国际的联络。陈云到上海后，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无法开展，遂去莫斯科驻国际代表团工作语言为主题的作文。陈云于1935年10月15日，向国际执行委员会处会议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随后将报告稿整理出《英勇的西征》一文，发表在1936年春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该文详细地记述了红军自江西出发到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期间所经历的艰苦历程，表达了对红军将士英勇无畏战斗精神的深深敬意。陈云1935年8月写于上海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则以廉臣为笔名，于1936年3月起在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创刊号《写书》作文、第二、三期合刊及第四期上连载。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假托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留用的军队医生，叙说了跟随红军从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直到四川境内的种种见闻，高度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夺取一个个胜利的奇迹，使全世界对中国和红军长征的实际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此外《写书》作文，杨定华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山西》两篇长文，从1936年12月28日至1938年1月20日，在驻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分别连载18期和24期，使海外华人及国内民众对红军英勇顽强的长征有了生动的了解。随后《随军西行见闻录》和《雪山草地行军记》都出版了单行本。《救国时报》还将陈云的文章和杨定华的两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一书出版。这些书在国统区广为流传，成为民众了解党和红军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党自己宣传长征外，统治区的报刊也登载了一些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在国统区有广大读者群的《大公报》，刊载了记者范长江的一系列有关红军长征的通讯。1935年9月13日、14日《大公报》连载了他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的信息。接着在1935年9月至次年1月间，又陆续登载了《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子（志）丹的生平》《陕北甘东边境上》《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等十余篇与红军长征有关的通讯。其中《从瑞金到陕边》借一个青年之口，详细报道了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等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1937年4月，在由内战向抗战转变的历史关头，范长江访问了延安，历时5天，对、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和红军进行了采访，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通讯，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介绍了领袖群体。范长江是从1927年大失败后在国统区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把党的队伍称为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肯定红军是“北上抗日”而非“流寇”的第一人。他当时并非党人，而是以一个立场中立的新闻记者的身份，客观、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及党和红军的现状，因此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1937年7月5日，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发表了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记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文中还收入了像和二万五千里西行经过路线图，也在国统区民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中国人关注、报道长征的同时，也有外国人写的有关长征的文章和著作问世。因其视角独特，其反响自是不同。西方人写的第一本与红军长征有关的书，是瑞士传教士爱尔弗雷德·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于1936年8月在英国出版的《神灵之手》（中译书名《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作者1934年10月在贵州境内被红六军团扣留，在18个月的近距离接触中，他对党和红军在思想上发生了由敌视、抵触到敬仰的转变。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他亲历见闻，不乏对红军的信仰、热情和良好纪律的赞扬。

　　在长征宣传中有独特地位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一书及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外国记者中深入红区，直接与党和红军接触的第一人。1936年6月底，经宋庆龄介绍《写书》作文，由地下组织安排进入苏区。在近4个月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会谈采访，通过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多位和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以及徐特立、林伯渠等老人、战士和农民的采访，了解了的历史和各项方针政策。所闻所见使对党和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称赞“这些老资格的‘’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1936年10月20日，带着十几本采访笔记和30卷胶卷离开陕北。半个月后，回到北平，抓紧时间整理采访资料，着手写一本关于党和红军的书。由于西安传出已被党处死的消息，引起了美国、英国许多媒体的关注。决定立即前往美国驻北平办事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布了他带回的消息与资料，并突击写出《与党领袖的会见》等一系列西北之行的文章，附照片发表在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此后，在各类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其中《自传》在《亚细亚》月刊连载，产生了轰动效应。与此同时，协助中国友人王福时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写书》作文，立即成为畅销书，一个多月就发行5版，并很快被译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种文字出版。1938年2月，由胡愈之组织翻译《写书》作文，以《西行漫记》为书名的中文版在国内出版发行。书中增加了大量的照片和为中文版写的序言。在书中用整章篇幅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对长征中的红军战士进行了热情讴歌：“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西行漫记》，第164页）的详尽报道展现了中国党人为民族解放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和光辉形象，用确凿的事实打破了的污蔑和，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从中了解了中国党，了解了红军和长征。中国党和红军也借助这本书，从偏远的陕北走向全中国，走进全世界，大大提高了党的地位和威望。正如1949年8月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新译本《长征25000里足本》序言所说：“这是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与肉写出来的史诗。读了这史诗，我们不但可以恍然于解放军之有今日之所以然，而且可以欣然于认识这古老民族动脉中所流的新鲜血液，以至于他的光明前途的必然。”（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